《黎澍十年祭》，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346页。
这是一部文集，但可以当作黎澍先生的思想和生平传记来读。作者均是黎澍的生前相知，有于光远、李锐、李普、李新、唐振常、戴逸、丁守和、李学昆、丁伟志、朱正、喻松青、徐宗勉、陈铁健、谢本书、耿云志、姜义华、蒋大椿等；或为朋友，或为同道，或为学生，所撰写的文章，各有风采，但趋归则一，那就是传达黎澍的真性情与真精神。
黎澍已经归去十年，但黎澍的精神未泯，黎澍的性情则日见其粹美。戴逸说，黎澍是睿智的学者、勇猛的斗士、不知疲倦的探索者；然而，黎澍更是一位勇于直面真理、敢于揭示真相的真人。他总是站在理论的最前沿，仿佛一位披荆斩棘、冲决网罗的元帅，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呼喊思想解放、反对教条主义的各种思想潮流中，挥舞批判的武器，将人们一次次从思想的蒙昧状态中解救出来。对思想蒙昧的垄断者，他向来呵斥不稍逭；然而，黎澍却是一位温情的长者。对于富于才华的后学晚进，他总是毫不悭吝自己的爱心和助力，有时还会为此蒙诬──书中披露的“沈元事件”当会使你神伤！对富有硬工夫的同辈学人，他向来都是展开宽广的胸怀和爽朗欢笑，那是他最见性情的时刻──李锐笔下黎澍与钱锺书的交往又会使你神往！黎澍的思想，绝不仅仅具有思想史的价值，毋宁说，它始终指向了当下。假如我们不能从历史中读出现实，不能从思想中读出生活，不能从黎澍那里读出自我，那只映现了我们接受力的迟钝，却不足以证明历史和思想的空幻。这，也正是这本文集的特点，也正是黎澍常留于文集作者们的生命之中而非仅记忆之中的原因所在。
《历史的真相》，（美）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合著，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293页。
这部书的关键词是科学，而内容则是以美国为出发点的西方现代史学观念史，最精粹的部分是第七章──前面七章都是它的铺垫，而后面一章则是它的延长。三位当代女史家当然都受到过后现代主义之类时髦风尚的冲刷，而整部书的基调，却是为科学理念（即史学的客观性）进行辩护。这种辩护，不是对18世纪以来日益强盛以至被人们习称之为科学主义的回归，而是超越。为达到替客观性辩护的目的，她们不惜笔墨地检讨了思想领域的三种知识绝对主义，从启蒙时代信奉的科学英雄主义，到以寻找历史规律为旨归的进步观念，到国家民族意识。然而，最引人入胜的检讨，还得说是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批判。三位女性要向后现代主义发起反击，于是，后现代主义者成了一群抱有嘲讽甚至绝望的世界观的心灰意冷的知识分子，后现代主义和虚无主义、滑稽的故作姿态成了同义语，哲学家德里达和性感明星麦当娜成了并列在一起的一对男女。但是，她们并没有像传统派那样，仅仅是把后现代主义的新理论看作是擅自闯到历史领域的多余的、不健康的外来者，而是要在传统主义批评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走出一条新路，既要为历史的客观性和包容性辩护，同时也承认有必要探讨史学在概念上的错误，认为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有关真实性、客观性、历史性、历史学的疑问，都值得认真加以检讨。但是，作者这种超越的雄心似乎还不足以化解后现代主义者在历史认识领域的攻击。人们也许会问：历史的客观性当然无从否定，问题是历史描述的真实性如何去验证？验证历史叙述真实性的当然是真实的历史，而真实的历史恰恰是有待叙述的。如何化解这一历史认识上的“悖论”，作者并未给予回答。本书名为“历史的真相”，其内容诚如译者前言所说，中国读者会有一种亲切感，但毋庸讳言，作者的论述，更多地是基于专业史家的体验──这是本书的长处，却非思辨层次的辨析，对真实性的理论探讨显得单薄，而这是超越后现代主义所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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